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

今天早上經過旺角。又悶又熱。我看見一個女售貨員，站在冷氣的送風地帶，即是門口，頭倚著放門邊的塑膠人形的肩膀，她的手牽著人形的手，她倆沿路一直看飛揚的塵土。

也許誰也要一個誰來靠一靠。即使那個誰可能只徒有人的形狀。

然後我路過另一所食店，有個肚滿腸肥的男人在喫意粉。那是一所甚麼東西都用即棄材料來剩的店。他用膠叉從錫紙盤裡捲起麵條。喫著喫著。我突然在想他有天會死。這個男人有天會死去呢。我看著他，覺得如果我能阻止這事發生的話，多麼好。我多麼不願意他死去。我舉目看著那所有的陌生人。一個又一個。我全都不願意他們死去。我多麼想留住一切。縱使這不過是個星期一火車站快餐店的下午。

而我多麼想這一切能走到盡頭。

若我說無言，豈不是有話要講。我和室友在工作室。工作室沒有電視和收音機。今天的網絡也接不上。天還下雨了。我畫畫，她讀書。她的家人兩天前才從馬尼拉回來。她家人打電話來。她立即回家看新聞去。我還把東西都收拾好才回去。因我還覺得，留待明天呢。而我回去要花個小時。到時候可能甚麼都會改變。若說這一切的荒謬也有點教誨。我相信，我們至少明白了，事情可以在一天之內，發生改變。一時也好，一刻也罷。

最近一天喫一餐兩餐，就覺得夠。回到家。家人也沒怎麼喫。母親罵菲律賓的特別無種部隊罵到無法煮飯了。

我曾幾何時覺得，若你明白了，便談不上原諒與否。因為都懂得了。

於是我努力的去想像匪徒的憤怒，五十多歲的人了呢。領章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那笑臉模糊得像倒翻了的水，想著他走到了盡頭，已沒甚麼可失去；想像部隊的怯懦，又或謹慎，又或完全的黑色幽默，又無論如何都呈現出的雞手鴨腳；想像人質的恐懼，是平常不見槍彈的香港人呢，是本應今夜便要回來的人呢。旅行來到終站，快要回家的心情，我都明白，一定拍了好多照片想著要上載，要跟人分享，一定買了手信給朋友，一定有等著他們回來的人；又想像記者的實際，特首在，怎也要問點甚麼，傷勢未明，錢，怎麼也要提的，於是竭力的去問那與人命相比微不足道的保險；想像家屬的創痛；想像總統的缺席，和翌晨的笑容；想像醫生的疲累，想像醫生在口齒不清底下仍是焦灼不安的；想像群眾對媒體的守候，並在守候中仍然要聽收音機中少女的感情煩惱、無線照播公主嫁到所感受到的分裂；想像在港工作的傭人的心情；想像個體的自我在這時刻即使如常地約飯、計劃、抒發、上載，也仿似洶湧而無所畏懼，在網絡開闢出一個自己的空間，這個平常我們歌頌與捍衛的空間啊，今天在釋放一種要把人撕碎的分裂感。

我把這分裂視為日常的代價。我把我自己的厭棄視為不能當的過犯。而我想一想，便會自以為明白。只是為甚麼對每一個都交出同等的明白，一切看上去仍然這麼荒謬。

如果喜劇真如Woody Allen說，是悲劇與時間的混合，為甚麼這些東西我完全看不到有甚麼喜感在裡頭。

甚麼呢。我只想大家都有個誰可以靠一下。我只想大家都能被留住。只想大家都能夠被明白。就這麼難嗎。